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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與目的 

作者意識到當今宣教所存在的危機有三方面﹕基礎上的薄弱, 模糊不清的動機和目標; 導致在實際行動上的缺陷; 以及本質的錯置。這些所引致對未來虛幻的樂觀想法﹐卻因後來所發生的事件徹底摧毀的現實﹐迫使作者重新對宣教有所思索和整理。藉著徹底檢視兩千年來教會歷史上所有宣教理念和宣教工作的興廢盛衰﹐作者嘗試對宣教的定義加以修正並更新。 

在追溯第一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連綿相繼的宣教典範的軌跡中﹐作者發現過去兩千年裡﹐沒有一個時代只擁有單一的「宣教神學」﹐甚至初代教會也是如此。但作者認為不同的神學觀並不一定互相排斥﹐反而是彼此互補､相互強化﹐並且互相挑戰。因此﹐作者並不企圖訂出整齊一致的宣教觀點﹐而是勾畫出一個「普世宣教的多類型宣教學」的輪廓。 

作者也意識到對宣教理解的差異﹐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仔細考察宣教理念的發展過程必要之下﹐再採用對宣教理解的某一立場﹐即是對在學者們研究當中所持定的某些前題作出修正。並在討論兩千年來的宣教變遷中﹐嘗試建立一套落實相關的而又能帶出自己觀點的「脫穎而出的普世宣教典範」﹐並以此作為一架構來發展全書。 

藉著本書書名《更新變化的宣教》﹐作者一方面以「更新變化」作為描述宣教的形容詞﹐藉由典範的轉換觀念﹐呈現出宣教的理念和實踐變化程度之深沉﹐立論證明今天這種變化的過程還沒有終止﹐並且正處於基督教宣教理念與實踐最重要的轉變時刻﹔另一方面﹐作者以「更新變化」描述基督教宣教的一項重要特性﹐倡議宣教仍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一個層面﹐宣教﹐就信仰所屬層面﹐是拒絕接受現狀﹐而定意要改造它周遭的現實情況。 

如何達致目的 

新約的宣教模式 

作者意識到近期對宣教一字的升級運用﹐並且隨之而來因對宣教的理解所造成矛盾的不安穩性。作者並沒有把自己對宣教的定義限制在眾多的定義中﹐但書中明顯認為基督徒信仰的本質就是宣教﹐宣教是為所有人﹐且是關懷世界的救恩。全書以「教會的宣教不能與神的宣教(missio dei)分割」串連起來﹐即宣教屬於教會的本質﹐作為不能分割的長期教會的關懷和任務。在序中作者明確指出「就神學的觀點來說，『國外宣教』並不是別樹一格的。教會宣教的本質是以福音為基礎，不是以處境為基礎。」 [1]  

作者首先把新約聖經當作宣教的重要文獻來了解﹐宣教在早期教會是教會的功能﹐教會的歷史和神學必須首先被理解為宣教歷史並宣教神學。對宣教的理解必須植根于耶穌的生活和職事﹐因此作者運用批判性釋經學—早期基督徒作者並行動者的自我定義﹐和今天願意被早期見證人啟發和引導的信徒的自我定義﹐兩者之間的互動﹐去揭示並解釋宣教的聖經基礎。 

在聖經中﹐首先並主要的宣教典範轉換是從耶穌發起﹐他教導的是一全部包含宣教並因此打破猶太人自我定義的界限﹐致使後來的早期教會在這方面的跟從。藉著查考三位新約作者﹕馬太—以培育門徒為宣教､路加—力行饒恕仇敵與關懷窮人之道､和保羅—邀請人進到末世的群體中﹐各自代表基督徒宣教典範的分支典範﹐了解他們在各個群體中如何註釋宣教﹐並在他們的作法中﹐尋找那些是今天從事宣教值得學習的榜樣。從而綜合出耶穌及早期教會宣教本質的輪廓﹐藉此整體連貫的宣教典範中認識宣教對當代的意義﹐和對今天可能產生的意義。 

歷代宣教思想典範 

在書的第一和第三部份之間﹐即在新約和當代世界之間﹐作者放置第二部份—宣教的歷史典範。在觀察到馬太､路加､保羅的福音與書信所寫的對象與今天的世代有根本上的差異﹐以認可基督教信仰是歷史性的信仰﹐即神是藉著人物和事件﹐而非抽象觀念來與人溝通﹐向人顯現。作者仔細探討組成一系列宣教典範的宣教歷史﹐藉此了解宣教在各個時代裡分別具有的意義﹐然後嘗試描繪出當今宣教的思想典範。這部份並非宣教的歷史﹐而是描繪不同時期教會歷史中宣教神學的歷史分析。 

作者引用Hans Küng 的歷史分類法﹐即根據「典範變換」(paradigm shifts)的學說﹐把整個基督教歷史分成六大典範﹕

1． 初期基督教末世啟示典範﹔
2． 教父時期的希臘典範﹔
3． 中古世紀羅馬天主教典範﹔
4． 宗教改革更正教典範﹔
5． 現代啟蒙運動典範﹔
6． 隱約浮現中的大公教會典範。 

作者把注意力放在每個不同時期的宣教典範之間的差異元素上﹐並對其有寶貴的啟發和修正。六大時期中對基督教信仰都各有特殊的理解﹐每一個時代都反映出神學的「典範」﹐每一個時期﹐基督徒都從他們的處境中努力探究基督教信仰以及宣教的意義何在﹐致使每一個時代對宣教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主旨。作者圍繞著首五個歷史階段所得到的宣講典範組織整體的結構﹐以最後焦點落在所浮現中的典範應該有的模樣上。 

在追溯基督教宣教神學發展的情形中﹐作者探討塑造宣教活動的各種風格､宣教的迫切性､和對構成有效並忠誠的宣教的理解。範圍涉及天主教和更正教﹐保守派和自由派﹐也特別注重在教會與國家､殖民主義的關連性上。作者發現在任何時期或任何傳統中﹐出現的都不只是一種形態﹐並且明顯可以看出﹐過去每一個世代﹐基督徒對宣教的理念都深深受到他們所居住和工作的環境影響﹐尤其是由十八世紀到現代的宣教的動機和主旨﹐顯露出啟蒙思潮的特色。 

他深入剖視啟蒙運動的多種前設如何塑造宣教﹐展示在知識､文化和科學上的勢力如何錯綜複雜地互動﹐使得基督教宣教從18世紀末以來有著巨大的提高﹐卻也為現今的危機種下了種子。啟蒙運動看所有問題都將得到解決的思想﹐同時影響了教會和宣教﹐帶來對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相信西方文化和價值的優越性﹐並一些教會領袖和宣教士對殖民主義提倡的結果。這些都是基督教宣教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情形﹐可是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卻在證明越來越無法提供充足的答案。 

在今天針對啟蒙主義的挑戰的後現代時代﹐代表著現代的結束。近代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共產主義等﹐動搖了整個西方文明的重心﹔一方面各式學科—包括自然､社會科學､哲學､歷史等研究成果﹐對神學理念有很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教會､神學､宣教內的種種發展﹐也同樣造成長遠性的後果。 

作者將啟蒙之後的時期歸結為後現代典範﹐今天宣教的教會所面對的世界與以往所面對的世界有很根本的不同。今天是一過渡的時期﹐舊的典範已不敷使用﹐典範的轉換必然包括不穩定性﹐但也同時有新的價值的發現。 

建立一套落實相關的宣教學 

本書前兩部份是作者為第三部份鋪路﹐這部份包括作者所認為今天正在進行的宣教典範轉移中所必然具備的元素。作者看到一個新的急迫的普世性的後現代典範稱為「大公教會典範」﹐普世是因為由梵帝崗､普世教協､和洛桑信約的文件﹐並在一般宣教學者中所代表的一種聚焦的態度。他以十三個標題發展並評估這新典範的最新狀況﹐彼此之間並非有所分別和孤立﹐而是作為一種新典範彼此密切相關的元素。以下是無分先後秩序地列舉出宣教即是﹕ 

1． 教會與人的相交﹔
2． 神的宣教﹔
3． 傳達神的救恩﹔
4． 尋求正義﹔
5． 佈道﹔
6． 處境化﹔
7． 解放﹔
8． 進入文化﹔
9． 共同見證﹔
10． 神所有子民的服事﹔
11． 向別種信仰的人作見證﹔
12． 神學﹔
13． 在盼望中行動﹔ 

這些元素都是作者飽覽群籍後整理出來的議題﹐詳加論述。原來，近代宣教事工經過了二百多年的掙扎，已經逐漸擺脫了啟蒙思想的陰影﹐並浮現新的典範﹐一些基督徒相信基督教信仰本身就具備宣教本質﹐不過需要修正宣教的神學和實踐﹐從而帶來一次宣教典範的變革。藉此作者展示他的第六個典範—「一個浮現中的大公宣教典範」。                                                                     

是否達到目的 

本書可說是宣教的綜觀﹐從聖經､歷史並神學角度對宣教的認識﹐利用典範的哲學立論尋求清楚明白地說明宣教在一後現代的世界的可能性。作者能以把無論是歷史上的或是當代的﹐一大堆的事實､意念､視角等大量現存的宣教文獻組合在一起﹐成功地理清宣教的意義是必需讓讀者去自己作出審視﹐指出了正確的方向﹐並為將來的辯論提供了多種可選擇性。作者所採取的歷代宣教思想典範的進路既堅定又有活力﹐使讀者不斷地被帶進聖經和歷史資料的新啟發中﹐並被今天所理解的宣教所挑戰。 

本書值得欣賞的地方在於作者小心的調查､報告式的討論､持續採用無論從福音派到自由派､保守派到激進派﹐東正教､羅馬天主教或是更正教的整體大範圍的神學角度。還有﹐作者採取百科全書式的覆蓋範圍﹐新約模式､歷史典範和現今議題的三大段落﹐每個段落以密集辯論處理手法﹐幾乎都可以獨立地存在﹐然而又整齊地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另外﹐作者所採用的典範的轉換概念﹐首先被Thomas Kuhn參照科學知識所改良﹐並被Hans Küng在其基督教思想史的分析中承繼﹐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沒有與自然科學中的典範一詞同樣用法﹐因為在自然科學中﹐新的典範可以完全代替舊的﹐並且不能逆轉。例如, 牛頓定律到現代物理的過渡。然而﹐在神學上的舊典範卻可以作為新典範的元素而生存﹐正如, 中世紀天主教元素仍可存在在現代天主教中﹔或是偶而以一些長久被遺忘卻又再度復興而存在﹐正如路德對因信稱義的重新發現 [2] 。 

作者所發展宣教的基本聖經典範源于馬太､路加和保羅﹐其立場是把這三位作者作為第一世紀宣教理念和實踐上的代表﹐認為他們的宣教信息都著實是積極正面的。但他沒有把約翰著作中的宣教典範納入其中﹐便有不足完備並需要調整的地方。他忽略了以宣教為主要題旨的約翰福音中對世界的神學和定義﹐並當中「世界」(kosmos)這詞主要的觀念對於宣教了解的含義﹐由此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作者接受部份約翰的宣教模式—神愛世界﹐這愛使他差基督和信徒到世界。可是他忽略了約翰對世界的極其負面的評價。當中約翰著作的主題是﹕世界決意抵擋﹐對基督徒的休慼與共之感並不領情﹐即宣教將會受到敵視和拒絕﹐如此﹐這個抵擋神又為神所愛的世界﹐也是教會必須犧牲才能觸動的世界 [3] ﹐並非單單靠協商所為之理解。 

作者在書中認為早期教會在後期停止作為一宣教運動﹐並轉向以宗教制度取而代之﹐是違背了耶穌的動機的想法﹐這樣似乎把問題錯置 [4] 。因為早期基督徒群體被建立成為有一定的制度特色的教會﹐並不必然與他的創立者的動機相違背。它真正的失敗在於成為有一定制度的教會後﹐無力維持其熱情､動力和動態宣教運動的彈性。作者在書中表示, 制度和運動可能是永不相容的兩個類別﹐這點應該從拒絕作為不適切的制度教會﹐或只以植堂和建造作為宣教的重要元素這個角度來加以表明。 

在教會的本質上的辯論中﹐作者對在現代文化中是否應當參與政治的議題並沒有解決。現代文化把公和私二分為兩範疇﹐如此二分帶來宗教和個人自由的容忍﹐並賦予對立於大眾的人權一個基礎。但這種二分使得教會參與公共事務變得問題重重。教會越參與公共事務﹐越會牽涉到其游戲規則和風險中去﹐因而失去它的超越性和身份﹔但若它越是逗留在其私人範疇﹐雖然可以維持其身份﹐但又卻失去它對社會的適切性。如此將會帶出疑問﹕是否教會被現代典範誘導以為只有政治參與才是唯一有效參與社會改革並轉化社會的途徑﹖現代主義以契約式的關係取代了人們生活的階級關係﹐可是問題是, 帶來社會改變的歷史上的不同的關係中﹐是否只限於契約式關係﹖西方社會中家庭關係被當作隸屬於私人的範疇﹐並被當作不適合在公共的範疇中人們能力的發揮。然而﹐人們卻開始逐漸意識到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這個範疇超越了個人的界限﹐而又不在國家的水平上。如此在他們個人並家庭的界限之外﹐尋找建立有效群體的活動並改善人們的工作和活動﹐是可以幫助建立公民社會的 [5] 。 

在正在浮現的新宣教典範的元素中﹐作者在他的十三項建議中似乎忽略了幾個具決定性的元素; 包括, 作為護教的宣教 [6] ﹐即基督教信仰面對勢不可擋的反真理宣告的護衛﹐這種護教非只在傳統非西方宣教工場﹐也在今天的後基督教的西方出現。另外是通過靈恩運動﹐在近代西方被重新發現的權能和醫治職事﹐而它又是迅速在非洲和亞洲教會增長部份的主要職事。還有是在伊斯蘭和馬克思主義的主權地方的逼迫和受苦見證的議題並沒有討論 [7] 。

從作者所參考的書目中發現﹐只有24條目是第三世界的作者﹐並只有4位是女性。因此﹐作者的主要對話對象為歐洲和北美的學者﹐較少注意從第二､三世界福音工作者而來的宣教理論﹐當中女性也比較缺乏 [8] 。而且他的歷史寫作基本是從西方的角度﹐並非一世界基督徒運動的歷史﹐基督教在西方縱然有其主導地位﹐卻永遠只不過是部份的基督教歷史。西方的宣教學家是否真正能夠藉著他們的理念﹐強化那些與福音工作者作為夥伴的群體﹐卻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書中極少的篇幅出現拉丁美洲､非洲並亞洲的福音化的歷史和狀況。例如﹕非洲的國家與教會､基督教領袖的本質和實踐､基督教宣教的基金､西方現代化對於世界的影響､伊斯蘭對基督教的反抗﹐並本色化宣教的大量增長等 [9] 。這些議題的遺漏帶來有關普世宣教作為涵蓋所有的現今宣教典範的不足性問題﹐並且對現在是否適當時候和場景開啟第二､三世界世界去影響西方宣教的問題。這種反過來的宣教已進行了一段時間﹐第二､三世界國家已提供了西方神學性資源和對重要宣教學議題的識別。 

從前基督教會史一直以西方為中心﹐注重時間上線性的流程﹐所謂教會史即西方宣教史; 但世界是在不斷地改變﹐不但有新民族和新疆界產生﹐權力中心和其性質也在轉移﹐非西方世界基督教有巨大發展。如人數快速增長､教會活力､創造力､經濟科技､社會思潮等所導致的變化﹐推動了傳統教會史的轉型。先以脫離西方為中心轉向多元的中心﹐除西歐北美外﹐繼有拜佔廷東正教､中世紀的西方､印度､非洲､改教運動､東歐和拉丁美洲﹐各自以獨特的經歷和處境自成中心。又以從西方歷史學家的立場和觀點﹐轉向以各地區民族本土場景的立場和觀點。

這樣﹐作者把在社會議題上的福音參與作為普世參與的一個子集﹐如此的宣稱有以上所提及有關作者遺漏帶來的宣教典範的不全面性。許多發生在宣教上的事情不能被作者的普世典範所解釋﹐或被他在社會議題上作為這個典範的子集的福音所識別。因為普世運動是歷史上19世紀西方宣教伸展的延續﹐並大大植根在西方的宗派而且快速地收縮。再者﹐在宣教和社會議題上的福音和普世進路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普世宣教對社會有一非常政治化的進路﹐它批判福音進路把焦點放在各國方面建立家庭上。普世進路接受公共和私人的二分﹐並傾向公共的範疇﹐把對於家庭的福音行動理解為私人範疇的選擇。這樣﹐給予普世典範作為理解當代宣教的過高評價就應當十分謹慎 [10] 。 

綜合以上作者某些內容的遺漏﹕只從新約而非舊約聖經的宣教典範開始﹐單一以西方為中心的基督教會史或宣教史﹐又或作者所表示制度和運動是永不相容的兩個類別的立場﹐均反映出作者自身既定的一套宣教典範﹐並已掉進其自身文化的框架中﹐當中包括了對世界整體宣教的許多簡化過程﹐並所帶來的許多遺漏﹐在作者要建立一套落實相關的普世宣教典範為目的上﹐有其根本全面性囊括的不足。或許﹐正如作者所言﹐宣教典範的轉換﹐正處於深層程度的理念和實踐的更新變化過程中﹐至今還沒有終止和定型﹐當中地域､歷史和文化上複雜的共時性和多元性的發展不易掌握。 

整體來說﹐作者給予讀者一主導地位的宣教學的綜合﹐其宣教的異象是不會輕易的被取代﹐只能往上建造和使之更細緻化。根據作者的啟發和思路﹐當今的一些主題, 如和平的建造､生態學､夥伴性､全球化等這些在今天變得越來越中心的宣教議題和反省﹐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在非西方教會史的當今趨勢﹐即在一新的世界教會史的浮現上﹐絕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是來自第二﹐三世界國家的﹐並且今天平均基督徒成員都是女性､有色人種､和住在村落中的成員。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一期，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