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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探討 01 蒙古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的文化與生活：一個初步的描述與檢視 連達傑牧師 - 香港浸信會聯會差傳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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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名學者王賡武指出，自從十九世紀開始，華人大批地從中國大陸到遙遠的外地尋覓工作，這現象日見顯著(潘翎1998：10)。經過兩百年的發展，散居全球各地的華人有千千萬萬；而他們自身不僅凝聚成各個形態、特色不同的華人社群，有很多更是對所居住地產生巨大的影響。[1]或許因這緣故，近幾年來，有很多學者對「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 / Overseas Chinese)產生研究興趣，並且透過多方面的探討，逐漸形成了一門學問。而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人類學」日趨成熟，更成了有用的研究工具，推進了學者研究「海外華人」的深度。 翻開各種論述「海外華人」的著作，我們一方面留意到有很多國家地區的華人受到關注，例如東南亞各國或美加地點就是了。但另方面，筆者也發現，至少有一個地區的華人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偏於一隅的「蒙古國」(Mongolia)了！筆者留意到，描述蒙古華人的文章資料十分稀少，專論著作就更不用說了。本文的撰寫，正是為了填補這一空缺而作的嘗試。 自90年代開始，蒙古國進入歷史新階段，國家對外開放，對內則以建立民主憲政及自由市場經濟為主體。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很多外國力量和群體都得以進入這塊地土上，包括了筆者所屬的宗教團體「香港浸信會聯會」(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就是這樣，我們便於1992年與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華人社群產生接觸，直到今天。筆者也曾於2001年中到過他們中間，體驗良多。 本文研究的進路，首先是對烏蘭巴托華人群體作一個初階的民族誌描述(preliminary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讓我們對她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第二步則是嘗試從文化角度，尤其是透過「本土化」(localiz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及「身份認同」(Identity)等層面作出初步反思，盼望得到一些思想啟迪，以加深掌握這華人群體在未來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起的變化及種種的可能性。 至於本文的資料搜集方面，基本上是源自以下的七個範疇：
除了談及研究方法及資料來源外，筆者也想在這裡多補充兩個要點，以便大家閱讀本文時有更清晰的了解。其一是關於「華人」與「華僑」這兩個用詞。除非在內文中有特別的解釋，本文基本上把它們交換使用，彼此分別不大；其內涵是共通的，而且並非作嚴格定義，而是採用一個較寬鬆及普遍的理解。它主要是指居住在蒙古國有華人血統的一群人，他們絕大部份是來自中國大陸。但假若有些人非來自中國大陸，例如是來自香港、台灣或日本等，把他們涵蓋在這定義內也無不可。 其二則是關於「文化」的理解。整篇論文背後的「文化」理念，是本於一種最基本的觀念：「文化」是指作為社會一份子的人，從學習中得來的那些一套套的思想與行為(Lavenda & Schultz 2003：14)。[2]換言之，文化是人在社群中，經過互動而學習得來的一套生活方式，而且，一直傳承下去。因此，本文所關注的，是經過多年的烏蘭巴托的華人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其一般的思想與行為是怎麼樣的，我們可憑什麼現象去知道等等。當然，這樣的概念並不排除文化有變遷的可能性。事實上，當大家繼續閱讀本文時，就必發現這社群其中蘊藏著種種的變化。
一. 蒙古國簡史及近況 蒙古民族在13世紀崛起於中國的北疆，並且與著名歷史人物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緊緊相連。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草原上八十一個不同的部落，並且以其蓋世武力建立了蒙古大帝國。13及14世紀時，是這帝國最輝煌的時代，其版圖橫跨歐亞洲，統管著很多地方，成為地上最強大的國家。14世紀末期，蒙古帝國逐漸衰落，惟仍然維繫著部落間的聯盟關係。1691年完全受制於清朝王權，從此被納入在中國的地理版圖內。 1921年，當中國政局混亂之際，蒙古民族進行人民革命，宣佈獨立。並隨於1924年正式宣稱自己為「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踏上社會主義道路。自此她不僅成為前蘇聯的附庸國，更是一個十分封閉、經濟停滯的國家。到了50年代，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承認她的國家主權和獨立身份，但兩國的關係自60年代起卻是乍暖還寒，直至1989年才正式解凍，並且逐步走向關係正常化的階段。 90年代開始，前蘇聯社會主義集團瓦解，東西方冷戰結束，蒙古趁勢擺脫前蘇聯的掌控，尋求國家真正的自由獨立，並且決心推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 — 政治上標榜人民的自由選舉權，新憲法容許人民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以走向民主憲政之路。至於在經濟上則嘗試逐步邁向市場經濟，容許產業私有化，對外採取貿易開放、引進外資的政策 (Tumurdash 2001 : 14-15, Ganbold 2000 : 39-50)。從這時開始，蒙古在政治、經濟、外交、社會、宗教及文化等領域，都起了巨大的變化。 蒙古國位於亞洲北部非常寒冷的地帶，面積1565平方公里，人口約240萬，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她的首都是烏蘭巴托(Ulaanbaatar)，聚居人數眾多，約佔32%，在這裡的民族，主要是「喀爾喀蒙古族」，約佔八成，另有哈薩克族及十多個其他少數民族。官方語言則是「喀爾喀蒙古語」。 自從於1992年通過新憲法後，蒙古即保障了宗教自由，容許不同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進入自己領土傳播信仰。至於其本身文化傳統所倚重的喇嘛教(即藏傳佛教)，亦在改革開放後日見興旺。 當然，我們也可想像到，一個從前十分封閉與貧窮的國家，短瞬間向外開放，不單接受外國經濟援助，且更要在政治、經濟、思想及文化等各方面進行變革，自然也引來了不少社會及民生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其失業率一直維持在50%左右，通貨膨脹又極為嚴重。至於街童、酗酒、家庭暴力、賭博及社會治安惡化等問題，一直是改革後叫蒙古政府感到十分困擾的事。除此以外，很多從事農牧業的居民，不斷從鄉間湧往城市(尤其是首都烏蘭巴托)，形成了所謂「草原移民潮」(新華網 2004a.)，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人口在都市內迅速增長的現象，往往引發很多社會的問題。 但無論怎樣，由於蒙古國已下定決心，毅然採取「快速進展」(fast progress)政策，以求盡快脫離前蘇聯的約束和達致自身的獨立(Kubota 2000 : 161)，其果效也是顯而易見的。經過多年的發展，其社會及經濟的物資已豐富多了；很多新科技、新的通訊設備及新的營商組織均陸續出現。這一切一切，都見證著當今蒙古社會所進行的巨大且頗見成效的變更(游偉業2004：183-185)。
二. 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的演變概況 早在20世紀20年代已有很多華人移居蒙古烏蘭巴托發展和工作(《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歷史卷》編輯委員會2002：320)。現今仍留在這裡的，主要是1950至1960年代逃難到此的中國公民。在50及60年代的日子，中國奉行社會主義，又進行「大躍進」，結果導致很大的飢荒，民不聊生。大批窮鄉僻壤的中國人遂逃荒到蒙古尋求新生活，包括有山西省的華人(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58)及河北省的華人(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2001：165)。由於他們地位低微，寄人籬下，自然成為二等公民(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58)。再者，進入60年代以後，「隨著中蘇關係決裂，親蘇的蒙古政府不惜採取排華行動，於是中蒙關係惡化，就連從北京飛往烏蘭巴托的航機也要停航。兩國處於劍拔弩張的作戰狀態，留在蒙古的中國人，自然受到歧視。」(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59) 到了1983年，留在蒙古烏蘭巴托的華人估計有9,000至10,000(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而對蒙古華人社群的發展來說，這年更是關鍵之一年。因為在這一年，中蒙關係再次惡化。蒙古發動排華活動，政府勞動科部門，限期勒令僑居蒙古的華人，離開烏蘭巴托，遷移到外省農場居住，並規定若不遵守，便須立即離境返回中國(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63；《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法律條例政策卷》編輯委員會2000：291)。結果，這一新措施帶來了很大的打擊，使大量華人返回中國原居地。大概從90年代2004年，留在烏蘭巴托的華人，較為準確的估計應該是1,500至2,000人左右。[3] 誠然，在蒙古的華人，其實不僅是1,500至2,000人的數字，還應包括其他近年移居過來、流動性較強的經商人士或公務人員在內。他們分散在烏蘭巴托及其他城市中。按中國駐蒙大使館提供的資料，約有4,318人(新月文摘 2004：3)。不過，這群華人基本上並非本文所研究的對象。 在烏蘭巴托華人社群中，有一個重要的社團組織，幾十年來把各方人士維繫團結起來，它就是「旅蒙華僑協會」。這個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間組織，成立於1952年，是旅蒙華僑唯一的僑團組織。其宗旨是為旅蒙的僑胞服務，並保障和發展中蒙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大體來說，其實質工作可分三個層面：其一是配合中國駐蒙大使館，做好僑務工作，並幫助及關懷當地的華人；其二是辦好華文教育，提高當地華人的文化水平和素質；其三則是近年才發展出來的，就是創辦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經濟活動，提升當地華人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簡言之，它是一個內務、外務都兼顧的民間組織，也是我們要認識當地華人社群生活和文化的「樞紐點」。 自從1994年中國總理李鵬訪問蒙古，簽訂了中蒙友好合作協定，加強雙方的睦鄰關係後，中國與蒙古在政治互信、經貿往來及其他人文教育等領域日益加深。2003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更出訪蒙古，會見蒙古總理赫巴業爾及其他代表，再次鞏固雙方的合作關係(天健網新聞中心 2004a.，新月文摘 2004)。在這樣的開放和互利的國家政策下，蒙古政府對中國公民入境探親定居，以及對當地華僑回鄉探親的政策，也都不斷放寬和調整(《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法律條例政策卷》編輯委員會2000：291)。 整體而言，近十多年來，受著蒙古國各領域急速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的活動空間不斷的增大，發展機遇較從前為多，而低微的社會地位亦有所改善和提升，甚至華人新僑居此地的數目似乎也在上升中。 三. 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生活形態面面觀 為了使我們對這一群生活在異鄉的華人社群有更全面的認識，今嘗試從七個範疇來作進一步的理解。這七個範疇分別是：1.語言、2.家族關係、婚姻與家庭生活、3.住屋與居住環境、4.經濟活動、5.政治取向與連繫、6.文教事業及7.宗教生活。
1. 語言 這幾十年來，華人社群彼此間所使用的語言，主要是「華語」(即「普通話，他們在當地多稱為「漢語」)，特別是在公開場合中，這是最理想的溝通工具。當然，由於他們來自的中國省份也不盡相同(例如有河北、山西或內蒙等)，他們也有自己的家鄉方言。所以，在家中一起的時候，他們多會以家鄉方言來談話，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造成這種以「華語」為主的情況出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他們社群中有華文學校的存在。在烏蘭巴托，絕大部份華人都曾在「華僑子弟學校」(或後稱「旅蒙華僑友誼學校」)接受漢語教育。因此，一般來說，他們在閱讀及書寫中文上都很強，而在使用華語作溝通工具就更不成問題了。 至於「蒙古語」方面，一般來說，打從少年人至中年人的一輩(約指40-50歲)，他們在「聽」及「講」方面都沒有大問題，惟在閱讀及書寫蒙古文這點上則顯得不太流暢，僅是一般而已！至於就年紀更長的老一輩華僑來說，「蒙古語」就顯得陌生了，甚至是完全不懂 (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P先生、K女士[訪問] 2004)。
2. 家族關係、婚姻與家庭生活 在20世紀上半業移居到烏蘭巴托的華人，他們彼此間都有很強的親屬關係。因此，在定居期間，多是以「左鄰右里」方式安頓下來，遂形成了一種「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生活方式。經過數十年後，幾代同堂(三代或四代)的情況也是常見的。一位「知情人」(informant)曾說過，當他年少時候(約在60年代)，就普遍看見這樣的情景。不過，隨著社會的新發展，年經的一代往往在結婚後就遷往他處。近幾年來，三、四代同堂的景況幾乎是沒有了(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從「年齡層」的角度看，整個社群年邁的長者所佔的比率十分少，而成青群體(30歲上下)、中年群體(50歲上下)及少年兒童群體(10多歲上下)亦較明顯見到；可說是有清晰的「三代現象」了。不過，若就數字來說，年青人在比例上則較多，估計佔整體數字一半以上(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至於在婚姻方面，早期主要都是在華人圈子中進行，就是說，以華人為結婚對象，甚少與蒙古人通婚。60至70年代，大家都是按著傳統的華人習俗，由父母親為兒女安排婚姻。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兒女都要聽從，不得反抗(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59-164)[4]不過，近年來，年輕的一代華人也多與蒙古人交朋友，甚至彼此通婚的現象亦開始增長，但大多數仍是男華僑找當地的蒙古女孩為結婚對象(新月文摘 2004：3)。 在這華人社群內，由於居住的範圍並不闊大，各個家庭間都常有來往。有些當地華僑曾如此描述說：「我日益沉迷搓麻將」(冀秀華 2003：18)，或「天性不懂得團結，乃華人一大缺點，在蒙古的華人除賺錢以外，比較喜說閒話、打麻將、賭錢……」(沈前睿 2004)，這些話聽起來較為負面，我們毋須盡如字面所述的百分百接受過來，但它確帶出了華人的生活點滴狀況，就是他們除了出外做生意外，他們會花時間彼此交往，尤參與家庭式的娛樂如打麻將等。談到彼此交往，用他們的話說，他們是慣於「串門子」，意思就是喜歡互相作家庭探訪，多聚集一起談天說地(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 當傳統的中國節日到了，諸如農曆新年、中秋節及冬至等，這裡的華人也會相聚一起慶祝，以增添生活色釆。至於到了蒙古國的「國慶日」時(即「拿單節」[Naadam Festival])每年逢7月11至12舉行)，在蒙古出身成長的年輕新一代，也會起來參加慶祝。像其他蒙古人一樣，他們會參觀摔跤比賽，又會吃羊肉，一起喝酒歡欣(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50至60年代，當地的華人曾組織戲班，且經常安排在某間戲院中唱戲，使大家可以一起相聚看戲，娛樂一番。不過，現今這戲院已拆掉，戲班也沒有了。而在60至70年代，中國駐蒙大使館也經常於春節期間安排電影招待會，邀請華僑一起出席，讓彼此得以開心過年，關係又得以加深(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而在華人社會中「紅白二事」方面，這裡的華僑大都是按著舊有的傳統方式進行。結婚慶典通常十分隆重，婚期前的一星期，早就在家中準備好各方佳餚，菜式有八碗、十六碟。到了「回門」時，更是增添至十六碗、三十二碟了。但近年「辦喜事」形式也起了一些變化，新一代年輕人結婚時，倒是喜歡「包飯店」，在飯館裡舉行中式飲宴。至於在喪事方面，穿白色孝服，披麻戴孝的現象是普遍的。還有，年老者也慣於提前把各樣「壽材」準備好，例如把造好的棺木放在旁邊，等候適時使用。總之，一切一切的做法，都屬「老傳統」吧(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還有，閒來在家中時，因具備天線接收中國衛星電視，他們也會觀看電視，或聽聽收音機；有時是接收中國廣播的節目，有時則收聽在烏蘭巴托「蒙古華語廣播電台」所播放的節目(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3. 住屋及居住環境 談及當地華人的居住問題，我們可以簡單說 — 住屋質素及環境都相當差！ 這裡華人社群居住的地域屬烏蘭巴托市的邊緣，稱為「百戶區」(Chung Ai Area)，類似一般人所理解的「貧民窟」。由於是一個特別的區域，這裡的房屋，其建屋材料主要為泥、草及木材，質素並不理想。況且，各人可自行建造房屋，建好的樓房毋須經過政府人員檢驗就可居住，安全性並不可靠。還有更不足之處，就是水、電及暖氣的供應都常常缺乏，叫人每天的生活遇到不少困擾。而住屋與住屋之間多以泥路來連接，平常只見沙麈滾滾，但到了下雨天，就化作泥濘，走路就更辛苦了！相比於其他市內發展區域的樓宇，它們的建屋材料較為上乘，而且落成後基本的設備都較齊全。顯而易見，華人所居住的環境真的並不理想(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 當然我們也曉得，有少部份較為富裕的華人，他們都先後搬離開這個貧困環境，住在市內較為舒適且設備齊全的地方。然而，人數相對是較少的。其實，住在鳥蘭巴托的華人，一般家庭的經濟條件並不算差，他們能與一般的蒙古人生活水平看齊，甚至可說還高一點，為什麼至今仍須住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呢？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4. 經濟活動 究竟在烏蘭巴托的華人是怎樣去維持生計呢？他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那一些工作呢？當地的華僑幾年前曾經透露，蒙古國內的失業率，蒙古人是50%，而華人則是80%(香港浸信會聯會海外傳道部 1993：12)。這樣說來，彷彿華人社群的生活都是貧窮潦倒、坎坷難耐。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每天的生活並不是無所事事、望天打卦的。 原來近十多年來，當地華僑的謀生方式，主要是靠自己作「小本生意」/「小買賣」(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5]，按「旅蒙華僑協會」P先生在2004年的訪問中透露，有70%的華僑是從事「小本生意」的 — 他們前往中國「辦貨」，購買很多生活日用品，例如：服裝、皮鞋、牀、食品及水果等等，然後拿回烏蘭巴托市場作自由買賣。此外，也有一些華人，在自己家中後園種上各種瓜類素菜，除自用外，有餘的也拿出市場作買賣(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透過這樣的小型買賣方式，帶來的收入也不算差。所以，這裡的華人生活其實並不比蒙古人差，總不屬於最貧窮的一群(中信傳書 2004)。但除了作「小買賣」外，也有一些華人去開設商店或小餐館，惟在比例上不算多，估計約有20多家(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至於從事較大型的企業活動則寥寥無幾，大概只有5至6家(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究竟大企業發展從何而來的呢？原來從1990年代開始，由於蒙古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並與中國建交密切關係。其後雙方的貿易逐漸活躍及頻繁起來，其中便有極少數的華人，大膽地從事企業，以開創自己的事業。有人投資建築行業，以製磚為主(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60-161)，也有人則以開採金礦及發展腸衣貿易為主(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62-164)。 除此之外，近年由於中資企業在蒙古的發展迅速，他們為了與蒙古人有美好的溝通，遂聘請一些懂蒙古語的華人作翻譯，這也算是一門最新興起的華人行業吧(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
5. 政治取向與連繫 住在這裡的華人社群，其政治取向與表態是相當鮮明的，且往往都是與中國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茲舉一些例子來說明：(1) 關於「法輪功」的問題，「旅蒙華僑協會」就曾於2001年2月2日發表聲明，認定「法輪功」為邪教組織，殘害生命及侵犯人權。他們也表態支持中國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取諦「法輪功」的決策，認為是英明及正確的(新華網 2004b)。(2) 對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意參拜靖國神社，「旅蒙華僑協會」亦於2004年8月14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和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並對日本領導人這一錯誤做法表示強烈憤慨(中國網新聞快訊 2004)。(3)「旅蒙華僑協會」副會長也清楚表示，他們是在中國駐蒙大使館的領導下生活，認定大使館是當地華僑的「父母官」。他們決心與祖國保持同一陣線，例如有關「台獨」問題，他們是堅定地與祖國人民一起，堅定反對「台獨」，謀求國家統一(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華人社群有這樣的政治表態，相信也是因他們常與中國駐蒙大使館有著緊密的連繫所至。每逢華僑協會有重要活動，例如晚宴或學校慶典等，他們都會邀請領事來出席；而在春節期間，大使館亦會設立招待會，邀請眾多華僑代表歡聚一堂，表演助慶。通常領事藉著這個場合，一方面表達祖國關心他們，另方面也勉勵當地華僑須為祖國現代化及統一獻上一分力量(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深圳之窗國際新聞 2004)。尤有甚者，「華協」代表更曾與領事館大使於2004年的春節期間進行家訪，探望高齡的「老華僑」並致送慰問金(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相信透過這樣緊密的交往與連繫，促使當地華僑在政治態度上與中國政府十分脗合和同心。 其實，這裡的華人社群不僅與中國駐蒙大使館有緊密的連繫，他們也與所屬的「僑鄉」息息相關。就如先前提及，這裡的華僑有很多是來自山西省的；是以今年 [2004] 8月1日至8日，山西省就曾組織一個一行五人、名為「山西省僑聯赴蒙古訪問考察團」，前往烏蘭巴托作為期一周的考察訪問，以了解當地華僑華人的現狀、歷史及華文教育概況等。在逗留期間，考察團拜會了中國駐蒙大使，訪問了旅蒙華僑協會和旅蒙華僑友誼學校，參加了旅蒙華僑的聯誼活動，走訪了部份華僑家庭，亦與旅蒙華僑協會常委及旅蒙華僑友誼學校校長等負責人進行了座談(山西僑聯 2004)。 由此可知，在烏蘭巴托的華人，都經常與中國政府代表有著緊密的交往，並在政治社會上有多方連繫。
6. 文教事業 關於這裡華人社群的文化教育事業，我們可從三方面來探討和了解：辦學工作；華文報刊及漢語熱。
7. 宗教生活 在這裡千多人的華人社群中，於90年代以前，宗教氣氛看來並不那麼熱烈。幾十年來，他們都沒有特定的信仰，在家中並沒有上香和擺放祭品的習慣，連一般的民間信仰、拜祖先或「拜神」的方式都沒有。[6]自然而然，對蒙古人的喇嘛教也就認識更少了。分析原因，或許是因他們的背景，一直受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影響，所以宗教氣氛並不明顯(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然而，近年來也有機會見到一些家庭擺放了與喇嘛教有關的飾物，有可能是他們逐漸對喇嘛教產生興趣(T牧師、L牧師 [訪問] 2004)。再者，華人身處在蒙古社會中，也會「入鄉隨俗」，受到他們一些宗教思想的影響，例如開車經過某山頭時(認為是神仙居住之處)，會在同一地方扔三塊石頭，或放點錢，以求神仙保佑一路平安(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61)。 另一方面，自從1992年開始，基督教信仰正式進入他們中間。這一年的8月，香港浸信會聯會差派了一隊考察隊，前赴烏蘭巴托探索及了解當地開拓福音工作的可能性，「當地有華人得悉有香港基督徒到了蒙古，就主動與考察隊接觸，並邀請考察隊眾牧者到他的家庭探訪，還表明想認識福音。結果在考察隊離蒙之前，這個家庭十位成員都決志歸主，香港浸信會聯會自此揭開了在蒙古的發展福音工作的序幕。」(游偉業2004：186) 其後數年，香港浸信會聯會也安排了很多短期福音隊及傳教士到他們中間繼續服事，並且取得很理想的果效。 經過幾年的發展，這裡信主的華僑不單建立基督徒團契，其後更於1998年正式成立一間獨立的、唯一的華人教會，名為「恩典基督教會」，基督徒人數約40至50人。這教會同時亦成立「呼聲服務中心」，專門向華人社區提供各式各樣愛心和關懷的服務。[7] 香港浸信會聯會在這裡的工作，除了是傳播基督教信仰外，她更花了很多資源來協助「旅蒙華僑子弟學校」的重建和發展。就筆者所知，香港浸信會聯會曾捐獻美金四萬元，幫助新校舍的興建。在該校創校四十週年慶典上(2004年9月)，她又捐出十部新電腦及三部翻新電腦作為賀禮(C姊妹2004)。現今當「旅蒙華僑友誼學校」打算提升學校教師質素，協助他們返回中國接受短期在職訓練，以求最終取得大學學位時，香港浸信會聯會亦樂意提供訓練津貼，使他們無後顧之憂(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 總的來說，烏蘭巴托華人社群近十年來的宗教氣氛，雖然並不算濃厚及普遍，但總較從前明顯多了。
四. 初步的文化觀察與反思 現在讓我們從文化的角度再仔細分析上述所描述的，盼望可更深入了解這個華人群體的形態特色，及其所要面對的種種問題。茲從以下幾個層面看：
1. 「本土化」的程度 住在烏蘭巴托的華人群體，從20年代算起，相信至今已有四至五代。但假若以50至60年代來計算，則應該起碼也有三代了。這幾代的時間並不算短，理應蒙古人與華人有著很多交往與互動，甚至彼此影響，產生文化變遷。不過，事實並不一定如此的。從「本土化」(localization)的角度看，我們或會得到另一個印象：烏蘭巴托華人群體「本土化」的程度似乎並不深入！ 首先，我們須知道何謂「本土化」。按人類學家陳志明教授所說，它是指向「一個成為本土的過程，期間涉及對本土的地理及社會環境作出文化調整，又認同自己為本區的一份子。而文化上的適應並非僅是被動地接受本土力量的影響，它更是主動的參與和創新的。」(Tan 2004：23)[8]我們看見，生活在蒙古社會及地域中的華人社群在自己文化上的調整並不算多 — 華語及家鄉方言的使用最多；華人社區自成一角，家家戶戶內在的交往較頻繁；喜歡收聽來自中國的廣播及觀看來自中國的電視節目；繼續持守中國的傳統節日；婚姻關係維持在華人圈子內；婚喪二事多跟隨古老中國的舊傳統、舊儀式；堅持對華文教育的傳承及學習；心繫遠方祖國(中國)、並喜歡多與她建立多方連繫…… 當然，筆者必須補充說，這並不指這裡的華人傳統文化完全沒有容納一些蒙古文化的元素，或嘗試在新環境下作出新的變化。其實也有一些的，例如：有不少華人懂蒙語；年輕一代結婚時在飯店舉行飲宴；華人娶蒙古女孩子為妻的現象現今較明顯；一些華人逐漸搬離原來的聚居地，可更直接與蒙古人交往；年輕華人也參與蒙古國慶活動；華校接收更多的蒙古學生，課程也要作出相應的調整……然而，總的來說，這種變化仍不算深入，更不是華人社群整體上主動參與和融合創新。因此，筆者感到她在形態上仍以傳統中國文化色采較為顯著，沒有較深入地紮根在烏蘭巴托的社會文化脈胳中。是的，就「本土化」而言，這裡的華人群體看來似仍未夠深入。 進一步來說，一個已本土化的群體，其「心態」上是與當地人打成一片，有同屬「一家人」的感覺；其對所居住的「地域」有強烈的歸屬感，不離不棄；而其對「本地社區」甚至是政治上的事務，也有較為積極參與的表現。觀乎在烏蘭巴托的華人社群，筆者未敢武斷，但看來他們似乎在此等層面上仍有差距，仍須多作努力！
2. 「涵化」的進度 與上一點息息相關的，是探討一下烏蘭巴托華人群體的「涵化」(acculturation)進度究竟如何。筆者簡單評估說 — 也不強！陳志明教授告訴我們知道，「涵化」是指某一個族群(例如A族群)或其部份人口，當與另一族群(例如B族群)連繫之後，A族群中某些文化特色便與B族群中相應之地方變得相似或類同。這樣的文化變遷是出於兩個族群中的人經直接的接觸而得來的。這個「涵化」過程可以是「雙程的」(two-way process)，但更多時候，它是指「少數族群」(minority)處身在「多數族群」(majority group)中所作出更大程度的社會及文化上的調整。不過，無論情況如何，兩個族群都沒有失去其原來的「族群身份認同」(ethnic identities)(Tan 2004：25)。 從先前的描述與介紹，我們確知道，烏蘭巴托的華人數目，相比於蒙古全國眾多人口，無論從那一個歷史階段來看，她都是一個「少數族群」。經過這麼多年兩個族群的直接交往，我們理應看到華人社群在社會與文化上向蒙古傳統作出更大的調整。可是，從上一點本土化程度的分析，我們並未見到這裡的華人文化，有明顯的大幅度的調整和適應；表明了華人文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地融合在蒙古這個「多數群體」的文化中。所以筆者說，其「涵化」進度並不強。
3. 「身份認同」的定位 「本土化」不深，「涵化」亦不強，最直接的互動結果，就是促使華人群體在「身份認同」(identity)上投向自己原來所屬的祖國和家鄉 — 中國。在這裡的華人社群，不僅在「族群身份」方面(ethnic identity)主觀認定自己是華人，在「文化身份」方面(cultural identity)亦以較傳統的華人文化與習俗作為客觀表達的方式；尤有甚者，他們更以帶有政治導向的「華僑」身份為榮。何謂「華僑」呢？按「海外華人研究」這門學問的通用理解：「華」是意味著跟「中國」有關的用詞；「僑」是「暫時僑居在某個地方」的意思。兩者併合起來，「華僑」一詞的稱謂，經常是指僑居在外國的中國人(潘翎1998：16)。換句話說，「華僑」的心態是認定自己有「中國公民」的身份，現時只不過是暫居外地而已；其政治效忠對象是中國，並不是所居留之地(應用在烏蘭巴托華人社群身上，就是指「蒙古國」了)。 這樣形式的身份認同，在這裡我們大概都可看到。具體來說，一些用詞如「旅蒙華僑協會」及「旅蒙華僑友誼學校」，在談話中表達自己是「華僑」；又或經常與中國駐蒙大使館保持緊密的關係等等現象，都顯明了這種以「華僑」身份為榮的心態。所以這裡的華人領袖，會感到自己是「龍的傳人」，擁有的仍是「中國人」的身份。他們處身在蒙古國，屬「第一線」的人，其人生重要的任務是：把「僑務」工作做好；‚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ƒ為中蒙兩國的友誼，發揮橋樑及紐帶的作用(P先生、K女士 [訪問] 2004)。看來就是這樣，許多華僑都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加入蒙古籍的人很少，只有156人(新月文摘 2004：3)。
4. 「社會及政治」的因素 造成上述三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是因多年來華人社群完全不肯主動開放，以致他們在本土化、涵化及身份認同層面上畫上明顯的界線，以示與蒙古民族有清晰的分別麼？筆者認為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來自一個更大的處境動力，就是社會及政治上所帶來的種種障礙。經過多番對不同國家與地區的華人社群作出綜合分析和比較後，陳志明教授指出，導致一個群體在「涵化」上只偏向較小程度，其中部份因素是：華人群體較獨立地自成一角嗎？若是的話，就較難在經濟及社會層面與本土文化產生互動。‚國家對少數族群的政策是否開明，是否有民主與自由？若不然，「涵化」就不易。ƒ有族群歧視嗎？少數族群與其他族群可得到同等的社會經濟機會嗎？若受到歧視而失去同等機會，「涵化」就難於實現。„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容易嗎？華人若不易進入更高社會階層，「涵化」就困難得多了。…華人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嗎？若缺乏國家提供的正規教育，只能以華文教育為主，「涵化」就顯得困難(Tan 2004：55-57)。 我們若用此等準則去評估過去幾十年，華人社群在蒙古國的經歷，很快就發現確有很多負面因素，是源自更大的環境因素，導致華人在文化及社會層面「涵化」不強。影響所及，他們就無法紮根於本土社會，只能堅持原有的中國身份認同了。 是那些負面因素呢？茲再扼要舉例說明：60年代及1983年蒙古對華人社群的政治壓迫；華人住宿環境的惡劣與規限；進入蒙古大學十分困難，只有接受華文教育；禁戒華人參政；入籍及出入境方面的種種限制等等。其實，時至今日，在蒙古民間社會中對中國仍存有一些憂慮和戒心，例如「中國威脅論」或「收回蒙古」的言論等(新月文摘 2004：3)。這些都是烏蘭巴托華人社群以外的因素，是華人社群所無法控制的；但其出現卻會促使中蒙兩個族群的文化無法作出更深廣的交流與融合。
五. 結語 在本文裡，筆者整理了多方資料，並嘗試從文化角度，為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的思想與行為作出一個定位。筆者發現，從「本土化」、「涵化」及「身份認同」的概念去理解，這裡的華人群體看來與地區文化融合仍未夠深入，且較傾向於持守傳統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身份；但無可否認，一些生活習慣和價值觀仍是有改變的，尤其是近幾年來在年青一輩的華人身上發現更多。 造成這樣的景況，主要是受限於中蒙兩個之間的政治、外交和社會所引發的約束力量，多於是華人社群自身不願尋求文化更新與調整的因素。但隨著1990年代開始，蒙古國政治經貿形勢有大逆轉，改革氣氛濃厚，社會空間加大；接納華人並容許新的文化互動機遇似已臨到。 過去，靠著一些華人領袖對中華文化理想的堅持，特別是通過華文教育系統，華人社群得以凝聚力量，渡過了幾十年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上的熬煉。隨著華校新校舍的落成，成了中蒙文化交往的新平台，加上「漢語熱」的流行，她算是進入一個歷史的新階段。相信只要他們敢於突破，以更主動和開放的態度，與當地的蒙古人及蒙古文化交往，「本土化」及「涵化」的過程將會加快，而文化的融合性也會加強起來。不過，「身份認同」方面則可能產生新的變化 — 現今年輕的一代及其子女，假若日後在言語、文化及風俗習慣上更融入當地社區，甚至歸化蒙古籍的話，則其「華僑」心態會逐漸消失，代之而有的是「本土人」的身份。換言之，他們將會從「落葉歸根」階段(仍以中國為本、為故鄉)，逐漸轉變至「落地生根」(轉以蒙古為本、為新家鄉)階段。 為何有這個預測呢？因為全球各國各地，很多華人社群，經過幾十年到百多年的發展，早已有這樣的經驗了。參考這些經驗，將有助我們去前瞻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的發展，並作出相應的文化準備。這樣的理解，其實就正是陳志明教授所提出的「華人民族學文化圈」(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的概念 — 透過不同華人社群的文化比較，更能明白華人文化的傳承、轉變及族群認同等問題(Tan 2004)。奇怪得很，近代中蒙兩國人民在烏蘭巴托的交往至少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但若論及雙方有真正文化的互動、融合，甚至創新，則似乎到了今天，歷史處境才提供了一個真正適切的社會際遇與文化氣氛！ 最後的話，本文是基於有限的資料和視野而作的分析，一切的結論，都只屬一個初步的判斷而已。日後若有人提供新的知識、觀察和資料，筆者樂意納入其中，並有需要的話，作出相應的修訂。
參考書目 1. 訪問、書籍、文章
2. 網上資料
[1]現今華人社群分佈於東南亞、美洲、澳大利亞與大洋洲、歐洲、東亞、印度洋與非洲等諸多國家內，並且很多都帶有一定的影響力(詳見潘翎1998)。 [2]英文原句是： “Culture is understood as refer to learned sets of idea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acquired by people as members of society.” [3]本文讀者可留意以下的說話和評估：在「旅蒙古國華僑協會簡介」中，提及旅蒙華僑共約2000人。‚「旅蒙華僑協會」副會長於2004年11月19日接受訪問時指出，留在烏蘭巴托的華人約有1500多人，若包括近年來到蒙古，但分散住在其他城市的華人，則大概有2000人(P先生、K女士[訪問] 2004)。ƒ幾年前香港亞洲電視台派人到蒙古烏蘭巴托訪問住在這裡的華人，製作電視特輯「尋找他鄉的故事」之「蒙古篇：風雨大漠」，撰稿員王曉虹曾說過：「蒙古的華人社會本來就小，才一千多一點的人口」(亞洲電視企業有限公司 2001：14)。„當地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領袖沈前睿說過：「據官方的統計，蒙古約有1700位華人」(沈前睿 2004)。…另一位當地華人教會領袖：「呼聲服務中心」董事會主席冀秀華也說過：「我們服務的主要對象是烏蘭巴托市的華人，為數約千五人」(冀秀華 2003：18)。†至於中國駐蒙大使館則指出，截至2003年底，華僑有1009人(新月文摘 2004：3)。這數字較低，可能是專指「成年人」的數目，並未包括少年及兒童在內。從上述的資料推斷，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約有1500到2000人，應該跟實況相差不遠。 [4]當然也有例外，例如接受我們訪問的P先生、K女士，就是經自由戀愛而踏上結婚之路的一對。 [5]一位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年青華人也曾這樣說，「勤儉持家是華人的美德，故華人在蒙古的生活條件較好，多以做生意為主。」(沈前睿 2004) [6]不過，筆者也曾接觸過一份資料，說到當地華人，仍保持著傳統的中國信仰(溫志文 2004)，不知道所描述的真實程度是如何。 [7]若想多了解這個服務中心的事工類型和使命，可參閱文章〈生命的轉折點〉，載《萬族萬民》第44期，2003年1–3月，頁18。 [8]英文的原句是：“By localization, I mea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local, which involves cultural adjustment to a loc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dentifying with the locality.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involved is not merely a passive process of being influenced by local forces but also on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ion.”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 (編者按：作者表示本文只從人類學角度去了解一個華人社群的處境實況，並沒有從宣教觀點作出反思；這方面須留待讀者自行思考。本文完成於2004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