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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華人文化有強烈的「崇古取向」文化特徵。「崇古取向」傾向保持傳統價值觀及生活模式,並通過家庭中父母的管教及社化過程而得以保留。社會學家韋政通引用學者研究認為,「崇古取向」的文化有下列八種特性:
1.
因襲慣例,遵循習俗
2.
不加批評地服從權威,特別是理想化及道德上的權威
3.
好攻擊、譴責、抗拒、懲罰違反習俗與破壞陳規的人
4.
迷信,特別相信命運
5.
思想刻板,愛用二分法 (例如正邪、黑白)
6.
重視權勢,強調嚴峻
7.
不信任別人,總懷疑別人在進行某種陰謀
8.
反科學,耽於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甚或對自然現象持有一種「有靈觀」(animism)
韋政通相信,除了第七種的特質外,所有「崇古取向」的文化特徵,都可以在傳統華人文化處境中找尋得到 (註一)。
顯而易見,帶崇古取向觀念的傳統華人,必然對「改變」有所抗拒,特別是急速的改變。他們對傳統價值觀高度重視,甚至達因循地步。對於舊有的習俗及生活方式也不易改變,總希望回到「過去」的景況中。另一位社會學家李中華則認為,華人對傳統道德觀念非常讚許 (註二)。韋政通則認為當舊有制度因種種問題受到衝擊時,崇古取向者便會竭力保守或重回舊有制度。在宗教禮儀及生活習慣中,因襲慣例,遵循習俗的情況也非常普遍。祖先崇拜就是其中一項明顯現象。從文化觀點而言, 祖先崇拜不但含有宗教元素,更有文化及道德的元素。當中,崇古取向的影響不容忽視。
此外,傳統華人同時以「正反 — 相合」的進路來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傳統的陰陽五行觀念。學者貴文(Hendrik Kraemer
)指出 (註三), 傳統華人相信人與大自然有非常密切關係,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屬於宇宙整體中的一部份,也與其他部份有關連。人與宇宙也就是在生命中成為不可分割之一體。這就成了傳統華人中獨特而又豐富的宗教文化。薩滿 (靈媒) 及民間宗教就在這文化背景中得以孕育成長。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人對生命及世界的意義之表達,就在於人對人、及人對大自然的敬拜。傳統華人認為,「人」就是整個體系的核心,大自然與神界是圍繞著此中心而伸展開來。雖然如此,人與神界及大自然的分界線則是開放式的,要明確地把眾神祇與大自然或人分別開來的確不容易。因為在小傳統宗教文化中,人可以成為神,神可以成為人,人可以成為大自然的一部份,而大自然中的山、水、木、石等,更可以成為人界或神界的一員。因此,在傳統華人的文化中,神、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密切。泛神論與民間信仰,以及種種宗教禁忌因而就衍生出來。
此外,傳統華人文化也屬於人本實踐主義。傳統道家與儒家的學說雖然各有不同,但取向卻都以實踐人本主義為依歸。前者為個人道德主義的實踐,後者卻是以集體道德倫理之人本主義為依歸。換言之,雖然道家是以順應自然來表達其主要理想與觀念,儒家則以集體實踐禮制方式來表達其理想;兩者皆以人為中心的實踐主義思想及哲學。兩者的差異只在於一為個人主義,一為集體主義。
在人本主義的影響下,就形成了一切皆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及道德,即擬人化的模式 (natural
anthropomorphic pattern)。人類學家文崇一認為,在宗教上,這種擬人化極端的表達,一方面創造了各種擁有人性的神祇;另一方面,古聖賢之「外聖內王」皆成為智者或聖人的理想人物 (註四)。貴文認為自從漢武帝尊儒後,儒家所提倡之帝王禮制與祖先崇敬也便成為了最有影響力的人本主義之文化的實踐。既因為實踐主義的影響,信仰能否對生活有所幫助,能否帶來現世福祉等,都成為許多民間宗教人士的皈依準則。換句話說,宗教的實用性也就成為考慮的重點之一。
傳統華人文化也把人與禽獸分別開來。人之所以與禽獸不同,是因為人擁有道德實踐之能力。傳統華人對道德實踐之要求,不但保留在聖賢的故事中,也藉著各種民間傳說及故事代代相承傳遞下來。通過這種傳遞過程,智者往往就成為聖人。因此,傳統華人相信藉著實踐道德倫理,完美的人格及良善、公義與聖潔皆可獲得。在此種文化背景中,「聖人」經過民間故事的流傳而成為神祇,被膜拜是很常見的情況。
再者,傳統華人是以關係為取向。對許多人來說,他第一次人際關係之經歷是在家庭中發生(即父母及子女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以服從權威來表達。一般傳統華人家庭都要求子女絕對服從父母的權威。通過社化過程,傳統華人文化把權威人物從父母擴展至長者、老師,以至帝王。文崇一認為,這一文化特徵不僅可應用於鄉鎮及普通人,也可以應用於知識份子。對傳統華人而言,個人不過是家庭網絡中的成員,他是父親的兒子(父子)、配偶的伴侶(夫婦)、兄弟的兄弟(兄弟)、君主的臣子(君臣)、朋友的朋友。在這人際網絡中,他與家族中的成員,村落中的親屬、社區中的鄰里、省鎮的同鄉、國家的國藉與及中華民族的同胞拉上關係。學者朱岑樓認為如何在這關係網絡上與各種不同人士維持和諧關係非常重要 (註五)。孫隆基則認為,要維持和諧的關係,直接的抗衡或抗爭、極端的言行都不會被接受 (註六)。個人處事必須中庸,凡事都不宜偏激。一般而言,容忍及有限度的差異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受高度讚賞的價值觀。
朱岑樓認為,在這層層相扣的人際網絡之中,個人的特性是被壓抑的。因為每個人都在此網絡中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而做好自己的角色就是他的責任 。問題是,這些角色大都是由長者或權威人物所釐定,絕對不能由個人或以爭取個人榮譽或權益而釐定。因此個人的榮辱並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家庭、鄉村、省府以及民族的。個人的成就與家庭、鄉親及宗族掛上關係。子女後輩要突破此種群體期望的壓力非常困難。
在人本主義及實用主義影響下,人際關係網絡就成為工具,以便獲取某種自我的利益。人際關係的優先次序就以其能否帶來自身、家庭、家族的好處而排列。在這種情況之下,走後門、拉關係,以及拜託,甚至送禮、飲食文化皆是受功能主義的影響,而成為傳統華人人際關係的普遍現象。
總的而言,傳統華人文化有獨特的價值觀念及行事為人準則。就是在今天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海外華人群體中,我們也會觀察到種種傳統華人文化之痕跡。雖然傳統華人文化有許多優美及值得推崇與保存的元素,然而,傳統華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難阻了華人接受基督教福音的信息,特別是在宗教文化觀念的層面中。了解傳統華人文化特徵,對華人群體的宣教及佈道而言,也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編者按:下期續完)
註釋:
1.
韋政通著:「傳統中國理想人格的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李奕園、楊國樞編,頁 1-33 (台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1)。
2.
李中華著:《中國文化概論 》頁86 (北京: 華文出版社出版,1994)。
3.
Kraemer, H. 1938. The Christian message in a
non-Christian world. London: Edinburgh House
Press, pp182-186.
4.
文祟一著:「從價值取向談中國國民性」《中國人的性格》, 李奕園, 楊國樞編,頁 47-84 (台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1)。
5.
朱岑樓著:「從社會個人與文化的關係論中國人性格的恥感取向」。《中國人的性格》,李奕園,楊國樞編,頁 85-126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1)。
6.
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二版,頁254-256 (香港:集賢社,1985)。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四期,2006。
(原載於 《澳洲中信使命季刊》,第40期(2005年3月),頁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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