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政府統計，在港居住的南亞少數族裔人士超過二十四萬。[i] 其中的巴基斯坦人，自香港開埠便已隨著英軍駐港，到目前已歷三、四代。然而，對這群「香港人」，這群「鄰舍」，我們又有多少認識？

「差傳」是把好消息帶給萬民。而我們對就在身邊的，這群隱蔽、無名的巴籍群體，卻幾近一無所知。如此，福音的「好消息」對他們又有甚麼意義？本專題研究旨在從他們的生活處境入手，認識巴籍人士，並在差傳理念上作反省、整合，探究服侍香港巴籍伊斯蘭群體的新路向。

資深的跨文化研究學者藍珮蒂（Patty Lane）指出，推動多元文化的交流，首重親身的接觸，以及探究該文化更深層的主觀層次。[ii]參下頁「文化構圖及分層研究的工具」圖示。

這次跨文化研究，就是瞭解巴基斯坦群體的整個文化構圖，兼論表層的客觀文化，以及深層的主觀文化，諸如對權責理念等等假設或世界觀。

(一) 研究的進行

本專題研究於2003年3至4月期間進行，研究途徑包括人物追訪，以及訪問香港伊斯蘭聯會（The 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楊興本教長（Imam Uthman Yang）並本港服務巴籍人士的機構。研究的範圍包括巴籍人士在港歷史、生活情況、遠離本土（巴基斯坦）散居在港後的轉變、宗教信仰觀念等。在人物個案方面，研究員分三組追訪一名中年婦女、一名大學程度的青年男士及一名年青人，希望從不同的年紀、性別來瞭解巴籍人士的生活及信仰。

(二) 研究觀察

1. 近在咫尺——巴人在港的生活概況

根據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的文獻，伊斯蘭教傳入香港，始自《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予英國的時期。而巴基斯坦獨立至今，也有陸續來港的勞工移民。香港的伊斯蘭族群，大致可分為兩大群體：一是隨英國殖民而來的，包括來自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的穆斯林，人數約三、四萬。二是香港開埠後移居此地的，人數約三萬。

據楊興本教長表示，香港共有五間清真寺。以往巴籍人士都愛聚居於清真寺附近，而售賣巴基斯坦食物、日常用品的商店，也集中於附近一帶。這情況在近年有了變化，新來港及經濟條件較差的巴人，逐漸轉離以清真寺為核心及社會資源較多的市區，居於租金較低廉的舊區，如觀塘、深水埗、荃灣及屯門等。

日常，巴籍人士鮮有娛樂，多是留在家中，或約會朋友，故社交對象也是「自己人」。因著文化、語言等障礙，他們感到難於與香港人交往。遇上生活困難，主要依靠親朋戚友，對可用的社會資源一無所知。因此，伊斯蘭群體本身的資源相當重要。

在族群組織及公共關係方面，據香港伊斯蘭聯會的公共宣傳委員會主席表示，香港現時的伊斯蘭教團體，計有8間青年協會及聯會、4間幼稚園、兩間小學、1間中學及兩個回教墳場。此外他們設有慈善基金，收集捐項，幫助貧困的教胞；與內地的伊斯蘭團體及教胞亦保持一定的聯繫。近年，為了讓更多人認識伊斯蘭教，香港伊斯蘭聯會更積極開辦相關的課程，歡迎各界人士修讀，以介紹、推廣伊斯蘭文化，與港人建立關係。

三個不同的個案，各有不同特色。伊斯蘭世界的婦女足不出戶，主要的生活圈子也是親朋好友。她們熱心追求信仰，如D君為教導印尼女傭古蘭經，自己首先學好阿拉伯文，並且親往巴基斯坦學習古蘭經一年，在港又熱心奔走於婦女群中，仿如自由女傳道般。她的女兒與長子也先後回國學習。

另一位在港土生土長的巴籍青年S君，社交圈子跟一般香港人的無異，都是在伊斯蘭青年中心活動，朋友多是同校的巴籍學生，或網絡、球場上的玩伴。另外，他頗看重家庭關係，也樂於幫助別人。

知識分子J君，生活較一般巴籍人士豐裕一點。他在大學期間重尋伊斯蘭信仰的路，回港後積極投入信仰生活。他的太太是香港人。

(三) 分析與討論

1. 六個文化觀念透視鏡

我們採用藍珮蒂的六個「文化觀念的透視鏡」（cultural lenses），整合參與式觀察所得的資料，勾勒出被訪者的世界觀如下：

（一）本土觀念：他們理性上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在現實生活上卻是群居於同族中。他們在港的工作多屬勞動性，未可負擔娛樂消費。宗教觀念上，雖然離開本國，卻仍遵循伊斯蘭教的傳統。

（二）生活觀念：他們仍堅守宗教禮節，如戒吃豬肉，守拜功及節慶、宗教禮儀、服飾和孩子的教導等。

（三）社交觀念：年青人大多在伊斯蘭的青年中心活動。他們仍重視家庭，以男性作主導。年青人的朋友多是同校的巴籍學生、網絡和球場上的玩伴。

（四）權力觀念：順服古蘭經及教會的領導。宗教上著重教內權威的等次，先是教長，次為可蘭經教師。家庭內，父母擁有最高權柄，長輩及專業人士亦為權威。

（五）時代觀念：有強烈的未來觀念，認為今世的事都是短暫的，且將要過去。相信守禮拜、守齋戒和誦讀可蘭經等，對前往「死後的世界」有好處。

（六）現實觀念：從今生指向永恆的世界觀。今世的生活是真主給人的鍛鍊，屬過客的生涯，為要積聚賞賜，確定來世的美景。

以J君的個案而言，原生家庭三代在港定居，加上曾在外國留學的經歷，按理J君應該較其他兩個被訪者更受香港文化所影響。可是，觀察所得，縱使在生活及社交觀念上，他已適應至養成習慣，但總體而言，他深層文化的世界觀，在上述六方面仍相當有保留。

宣教文化學者何保羅（Paul G. Hiebert）認為，外在行為可反映內在的世界觀，而外來的經驗，又可影響三個能夠改變世界觀的因素，即信仰、感受和價值（參下圖[iv]）。J君牢固的世界觀極受其信仰支配，要在信仰以外，為他提供著重感受和價值的新經驗，就須從他的生活和社交入手。故此，在生活上建立友誼關係，把握能夠分享價值觀的傾談機會，應是不二法門。

2. 文化轉變的四個程度

史柏理（James P. Spradley）指出文化的轉變可分四種程度。[v]套用至是次研究對象身上，我們有以下觀察：

（一）趨向時尚：在港的巴籍人士多少也有受香港的文化所感染。最明顯是年青一代，他們的衣著與傳統不同，也會到網吧、遊戲機中心，又會上網、ICQ等玩意，與香港一般青少年無異。他們是可以容納與自己文化迥異的時尚模式的。

（二）接觸接受：J君是一個好例子。經過信仰上的重新探索，他成為更敬虔的伊斯蘭教徒。對知識分子來說，學習和思考可成為他們重整生活與信仰的機會。

（三）轉成習慣：在港巴人也願意接納新文化，特別是生活上的轉變，例如年青一代便在衣飾上順應潮流。此外，為了去除體味，免受歧視，以及更為社群接受，他們也會噴上香體液。這些反映了他們在某程度上有意識地改變自己，期能融入社群。

（四）完全同化：這是完全與新文化融合無間的程度。明顯地，在港的巴籍人士不屬於這個層次，尤其是婦女。或許由於家庭觀念及語言問題，婦女的文化轉變相對地較困難。

縇綜合而言，年青一代在文化適應上的融入性較高，婦女則較爲困難。巴籍人士在港雖然一直不受注意，然而他們的生活、文化並不是靜止不動的；特別是較年青的一群，又或在港原生家庭的第三代人士，生活更是充滿動感。他們跟以往在港的巴人已不再一樣。

3. 香港服務巴籍人士的機構與事工

現時香港對穆斯林群體的服侍，以海外的差傳事工為主。差會包括前線差會、非洲內地會等，服侍模式是安排香港的宣教士往海外宣教。約在十年前成立的「新生資源中心」，是率先推動本港教會關心伊斯蘭群體的機構。但據該會幹事表示，礙於資源不足，他們只能集中做教育信徒的工作，尚未能開展前線的服侍。

現時直接向本地南亞裔人士作差傳服侍的組織，只有新福事工協會。他們與牧鄰教會結為策略夥伴，以社會服務的方式，接觸和協助南亞人士適應本地生活，並提供職業技能訓練。另外，一些基督教背景的社會服務機構，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楊震社會服務處、救世軍社會服務中心等，也有為南亞人士提供服務。

（五）建議

1. 不一樣的契機

何保羅指出三個能夠改變世界觀的內在因素，並說明應由經驗入手，改變世界觀，進而改變行為。是次研究顯示，本港的巴籍人士雖然仍守著伊斯蘭信仰，生活習慣仍受其宗教信仰規範，然而香港多元文化、潮流及資訊的影響，已深植他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並帶動著他們的價值觀。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最近的一項調查，[vi]巴籍人士大多感到受歧視，這也影響著他們的自我觀感。故此，他們雖然在港居住已歷三、四代，但語言、教育、經濟各方面的社會因素，令他們仍聚居於族群當中。若要接觸、服侍這群體，把福音的好消息傳給他們，必須重視他們實際生活的需要，以及自我價值觀的確立。以現時為他們提供相關社會服務的機構來看，撇開數目是否足夠不談，在策略上能否具體地照顧到他們的需要，仍是一大疑問。

2. 不一樣的挑戰

然而最大的挑戰，是本港的穆斯林群體也「自強」起來，如返回巴基斯坦學習古蘭經，然後回港培育教徒。新一代的教徒亦重返信仰的尋根之路，並積極、主動關懷新來港的教胞。再者，本港的伊斯蘭機構已開始策略性的轉型，由社關而公關，積極地回應社會對穆斯林的關注。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認為其中也有契機。新的福音策略或可朝以下三方面努力：

（一）知己知彼──既然在港的巴籍穆斯林在信仰上也向理性方面發展，並且積極「裝備自己」，要服侍他們，與他們對話，我們就得先打好自己的根基，在基督教的真道上扎根，並且認識伊斯蘭教的教義，從而與他們教育程度較高的新一代對話，共同探討信仰的真義。

（二）實踐牧鄰的關懷──伊斯蘭組織已不再是封閉的一群，他們樂意向外界介紹自己，實踐社關、公關的策略，並且積極回應在港穆斯林的具體需要，讓後者能感受到切身的關懷。我們實在不應歧視他們。除了牧鄰式的關顧，為他們在港的生活提供協助外，我們也須尊重其文化特色及生活習慣，讓他們切實體驗到在基督裏是被尊重的，從而在感受與價值觀上有所改變。

（三）牧養事工與社會服務結合──觀察發現，新一代巴籍人士在時尚文化方面的可塑性甚高，可能這就是走進他們中間的切入點。教會、機構與社會服務三者可互相配合，既把握時代的脈搏，又可以資源互用，達致更有效的服侍。

（六）結語

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他們面對著怎樣的困難？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種族身分，是如何建構和塑造的呢？透過認識這個隱蔽、被邊緣化底社群的處境，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他們。聆聽他們講述自身的經歷，我們亦更多體會到他們被邊緣化，為社會所排斥的實況，深感現有的社會服務並未能適切地回應他們的需要。

另一方面，走進他們的世界，置身於特定的歷史脈絡和社會情景中，嘗試細心聆聽他們陳述自身的經歷，讓我們「看見」了他們，也讓他們被「看見」。深信巴基斯坦籍的穆斯林在香港的歷史，可以揭開新的一頁。其實，不單是他們在港的生活，便是他們的信仰歷史，也可以踏入新的紀元。

參考資料

Hiebert, Paul G. 1999.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ospel. In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3^d e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Lane, Patty. 2002. A beginner’s guide to crossing cultures: Making friend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Downers Grove: IVP.

Spradley, James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pradley, James P. and David W. McCurdy. 1975. Anthropology: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2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研究報告》。2003。香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i]香港政府統計處2002年數字。南亞裔人士包括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尼泊爾人、印尼人、菲律賓人及泰國人。

[ii] Patty Lane, A Beginner’s Guide to Crossing Cultures: Making Friend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Downers Grove: IVP, 2002), 15–20.

[iii] 此圖編譯自Lane, A Beginner’s Guide to Crossing Cultures, 18.

[iv] 參Paul G. Hiebert,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ospel,” in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3d ed. (Californi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 373–83。本圖譯自該書頁376。

[v] 四種程度的特性如下：趨向時尚（innovation）──被時下主流文化或新時尚的刺激所感染，容納了多種與固有文化觀念迥異的思想模式（prototype）。接觸接受（social acceptance）──在學效的過程中，開始重整文化觀念的思維結構（mental configuration）。轉成習慣（performance）──自然地接納了新文化的種種經驗，並有意識地改變行為。完全同化（integration）──與新的文化融合無間。

[vi]「令我們覺得遺憾的是，研究歸結出對一些少數族裔而言，香港並非理想的家。本研究的被訪者不多不少都曾經歷各種程度的種族歧視，例如工作及就業、房屋、子女教育等等方面。換句話說，純粹因為巴基斯坦人的身份，他們被不平等地對待及排斥。我們建議政府就種族歧視加快立法，以及推廣教育，宣傳種族平等的重要。其中，傳媒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帶動改變，消除偏見。那麼，少數族裔在港能得享自身文化及宗教的生活方式。」見《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研究報告》（香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2003）。